国际品牌“双重标准”面面观

　　“标准洼地”还是“国际惯例”——国际品牌“双重标准”面面观
　　
　　从食品到服装、从玩具到化妆品，从产品质量到技术标准、从售后服务到危机处理，国际品牌近来在中国屡屡遭受诟病，被指采用“双重标准”。这些品牌“另眼看中国”的背后，隐藏着哪些原因？“双重标准”是否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？中国又是否存在让国际品牌有机可乘的标准“洼地”？
　　
　　国际品牌“双重标准”面面观
　　
　　梳理近年来身陷“双重标准”之争的国际品牌，有些是因为在中外采用不同配方；有些是因为技术指标存在差异；还有些品牌则在售后服务和产品召回等问题上，频频上演“换脸”戏法，由此引发消费者的各种疑虑与不满。
　　
　　【原料差异】最近引发诸多质疑的国际品牌强生，被曝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不同配方：在中国、美国等13个国家所销售的强生婴儿洗头水中，验出含有两种有毒物质；然而，在丹麦等北欧国家及日本、英国、南非等国家出售的同类产品，则不含有这些物质。
　　
　　在食品行业，此类事件也屡掀波澜。2011年7月，零度可口可乐原液在台湾被检出当地禁用的防腐剂，可口可乐对此回应，该防腐剂在中国内地属于合法食品添加剂；2010年，麦当劳的麦乐鸡在美国被发现含有两种化学成分，而麦当劳中国公司回应称，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。
　　
　　2009年，一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报告显示，在中国市场上的多种雀巢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，同时，雀巢已在欧盟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和巴西等国承诺在其食品中不使用转基因原料；同样，沃尔玛超市在英国承诺“拒绝转基因食品”，在中国却并无此承诺。
　　
　　【指标差异】由于各国标准指标各不相同，国际品牌是否“含毒”或“有害”屡屡引发争议。例如，对于米粉含砷在多少微克范围内算正常，我国标准和瑞典公布的“含毒”标准相差几百倍，引发人们对雀巢婴儿米粉的质疑；而在乳制品、服装、玩具等行业，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在相关指标上的较大差异同样多次引发争端。
　　
　　【召回差异】而在产品被指存在问题之后，很多国际企业的应对态度同样“中外有别”。“强生22次召回都与中国市场无关”“宜家窗帘因存在勒死儿童风险在北美地区召回，但在中国并不召回”“丰田车在中美执行两个召回标准”……近年来接连出现此类现象：一些跨国公司被曝光产品存在问题后，一方面在国外召回产品，一方面在中国市场“按兵不动”，最终均以“产品符合国内标准”为由不了了之。
　　
　　待遇不同，“底气”缘何而来？
　　
　　有关“双重标准”的种种指责，大大削弱了消费者对国际品牌的信任度，也令很多消费者怀疑，部分国际品牌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，而以“较低的成本上限配合产品的合格下限”。
　　
　　“更高的上限意味着技术投入和成本的上升。”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顾问邱宝昌对记者说，部分国际品牌为了获取更多利益或因违法成本低，而降低产品标准或采取违规行为，使自身信誉受到很大损伤，这样做非常不明智。
　　
　　除了企业自身追逐利益外，监管环境的宽松及标准的相对落后也会为企业提供罅隙。按照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相关标准实施后，制订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需要适时复审，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。但邱宝昌表示，有些标准十年都未修订，随着生活水平和科技的发展，最初制订标准时的环境、工艺等都在发生变化，标准也应不断调整完善。
　　
　　事实上，从食品、日化到玩具行业，我国标准屡屡被专家和消费者质疑“滞后”与“混乱”。邱宝昌介绍说，以食品行业为例，我国不同食品标准之间存在相互矛盾、交叉与指标不统一的现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颁布后，要求卫生部门对现行标准予以整合和统一，但政策的实施需要过程。
　　
　　“相关部门正在加快标准整顿的步伐。”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总工程师曹红介绍称，食品行业的地方和国家标准之间并不存在太大冲突，每年也会制订标准修订和整顿计划；至于个别标准长期不修订的原因，曹红解释称，产品更新速度、各方利益角度不同等现实因素都会影响标准的修订，很多时候无法一蹴而就。
　　
　　也有专家认为，国际品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标准是种很常见的“国际惯例”，关键在于产品是否真正损害了消费者的安全及权益。食品工程博士、科学松鼠会成员云无心向记者介绍说，相关国际组织在制订食品标准时，会根据实验数据来确定安全剂量，各国再用安全剂量除以每天可能吃到的最大量，以此制订标准。各地的环境及饮食差异会带来标准的不同。
　　
　　“基于研究强度和科学依据的不同，各国对同一物质是否有害也会作出不同判断。”云无心说，比如中国、美国、东南亚等国家都禁用硼砂，欧洲却并不禁用；欧洲禁用面粉增白剂，美国却允许使用等。而对于此前引发争议的可口可乐防腐剂、转基因产品等，云无心也解释称其不会危害健康，消费者无需恐慌。
　　
　　消弭差异，仍需填平“洼地”
　　
　　然而，除了地区环境差异之外，不同社会现实也会影响标准的制订。无法否定，国内标准的部分指标的确低于其他国家，形成标准“洼地”，给部分企业以可乘之机。从根本上而言，消弭差异仍需填平“洼地”。
　　
　　邱宝昌认为，与国际标准相比，我国当然也有较高标准，但部分标准的指标相对较低，这的确是事实。部分企业的产品在国内销售时满足国内标准，对外出口时却按照国际标准实施，这本身从法律上没有问题，但也从某种意义上提醒，我国的强制性标准应更快与先进标准接轨。
　　
　　“一方面，企业应做动态调整，鼓励创新，采用更新更高的标准。另一方面，相关部门不能迎合少数企业，降低标准要求，而应根据社会发展、科技进步等现有条件，制订相应标准，并应尽量与国际标准靠拢。”邱宝昌说，低标准会鼓励落后、阻碍技术和社会的进步，这不仅会使跨国企业在国内生产的标准降低，也不利于产品出口。
　　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也认为，要在研究发达国家技术性标准体系的组成、运作机制的基础上，收集跟踪国外的技术标准，建立技术标准信息中心和数据库。在具体标准的制订上，政府应加快技术法规、标准和措施的国际标准化进程，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。
　　
　　而云无心认为，除了乳制品标准、某些污染物残留标准比国际要低外，中国标准整体而言是与国际接轨的，很多添加剂标准不但不低，反而更严。“我国食品标准大多数还是合理的，即使稍微比国际低，只要真正做到符合标准，对健康的危害是可以忽略的。产生食品安全事故的真正原因，不是标准太低，而是企业对标准的无视和违反。”